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时间中，我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1960年，我终于能重来中国，1964年至1965年又来过，这一次是在1970年来的。我的当演员的妻子洛伊斯·惠勒，以前从未去过中国，虽然中国方面给她入境签证，让她同我一起前去。但是，过去几次，美国国务院拒不“批准”申请去中国旅行的护照，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国家利益”。这一次，她不等华盛顿的“批准”就来了。

我自己在1960年和1965年旅行中国的护照，只是在我的出版人向华盛顿的高级官员施加了压力以后才“批准”的。后来我的访华报告当然也受到这些高级官员的忽视。但十年来我未能把我的报告中的一些有用的消息渗透到高层决策部门中去(还有1963年约翰·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的“同中国开始新关系”的可能性，未等实现就被他忘掉了，而在他的总统任内，反而陷我们于越南的丛林之中)，这些情况我已在别的地方谈过了。

现在洛伊斯就在我的身边，她是进入中国的极少数几个美国妇女之一，她以她的一双机灵而敏悟的棕色眼睛来弥补我的眼力之不足。我们于8月初到达北京，正是北京人称之为“秋老虎热”的时候－－现在由于绿树成荫，附近地区又造了林，因此炎热多少减轻了。

自从文化革命初期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外国人获准到北京郊外去旅行，即使是一向居住在北京的外国的同情者，也是如此。以前照例供人游览的名胜古迹－－长城、明陵、西山，甚至富丽堂皇的故宫博物院，已经不向参观者开放了。当我和洛伊斯开始重游这些旧地时，在北京的外交官和外国居民感到鼓舞，期望－－他们是对的－－“最紧张的时期”将要过去了。

我们在两所我很熟悉的大学度过了整整一星期－－一所是燕京，我曾在那里讲过课，还有一所是附近的清华，著名的工科学校。在那里，我们听到了在文化斗争和大学大变革年代的第一手情况介绍，以及有关红卫兵的故事和农村的医院、一个机车厂、一个钢铁厂，并且听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们乘飞机到了西北地区的陕西省，从省会西安又来到了著名的游击战时期的首府延安。然后西行至保安(即志丹，我们是1945年以来第一批去那里的外国人)，深入到1936年我初次会见毛泽东的山区，那时他是一个被通缉的“赤匪”。我们参观了一个由军队管理的国营农场和一所政治改革学校，在那里的前西安市委书记带我们看了他现在负责管理的猪栏。后来回到西安和北京，看了好几场戏，在美味的宴会上同许多老朋友作了多次谈话，然后又到了长城外的东北。在那里参观了更多的工厂，访问了解放军针刺医生办的聋哑学校和巨大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以后南下到广州，参观了出口商品交易会。接着又去东部沿海地区和产茶的浙江，再到上海和长江下游地区，访问了更多的公社和友好的人民。

在我二月离开中国以前的六个月，我一共访问了十一个公社，这样，我在过去十年中参观过的人民公社就达三十三个－－它们遍布中国各个地区。现在，农村到处都是一片绿油油的，土地更平整了，梯田筑得也更好，绿树成荫，因此更加接近毛在多年前许下的花园国家的宏愿了。我们所到之处，都招引了一群群的人，他们为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西方人而感到惊讶。当然，那还是发生在乒乓(外交)以前几个月的事。
我第一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我回到中国来的地方，就是在乒乓球场。

那是1970年8月18日。我们被邀请去观看北朝鲜和中国乒乓球队的比赛，但由于事前已约好要出席一个宴会，所以就辞谢了。我正在吃着烤鸭的时候，我的朋友姚伟(过去我曾同他一起多次历险)打来电话，简单地说：“请你准备走一趟。”这意味着一位重要人物要和我见面：我猜想也许是总理，果然如此。我们在乒乓球体育馆－－一座拥有一万八千个座位的漂亮的新建筑－－见到了他，他同八十多岁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西哈努克新王及其可爱的夫人、李先念总理和许多知名人士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我们到后不久，周总理就离座了，一会儿我被召到下面的一间会客室去，他已在那里等着我。七十二岁的周还是同过去一样地机敏，他的头发开始稍呈银白色，他身穿夏天的短袜和凉鞋。他向我亲切问好，谈到了我的旅行计划，不久话题就转到政治方面。(工作人员不断把场上的比分记录给他送来，让他好在比赛结束时出场。当比赛达到高潮时，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客人走进球场，同队员们握手表示祝贺，并一起照相。)

总理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认为我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目前是如此危急，以致“排除了美国在亚洲采取新的重大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呢。他要我自己答复这个问题，但他提醒我，中因北方有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压境。

我问道：“如果中国寻求和解，是同俄国谈判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

他回答说：“我也一直在向自己问这个问题。”

这时，乒乓赛的比分显示比赛快要结束了。总理说这个问题下一次会面时再谈吧。我们喝完了咖啡，就走到场上去同胜者和负者握手了。

10月1日我同总理会见的时间很短，当时他说，美国人曾提议重新开始中美谈判，但中国对此不感兴趣。在10月晚些时候，我提了若干问题留交给他。11月5日，当我回到北京以后，他就在人民大会堂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福建厅，同我进行了四小时的会见和谈话。和往常一样，总理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讲－－但他的最引人注意的谈话，是关于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至于中国的条件，仍然首先是要求美国撤出它在台湾的驻军和舰只。1960年毛主席只同意我直接从我们的谈话中引述几句话，其中有：“我们希望维持世界和平。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认为，不应该把战争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的手段。但是，不仅中国而且美国也有责任维持和平。”他还说：“台湾是中国的事情。我们坚持这一点。”

现在，周重复了他在1960年和1965年对我讲过的话：“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因此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周说，：“美国对那个地区的武装侵略是另一个问题，是国际问题，我们愿意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

这时，周又讲了一些情况。他想起尼克松总统于1969年就职时，曾宣称他愿意缓和紧张局势，要跟中国谈判。此外，【尼克松曾通知北京说，如果华沙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那么谈判可以在中国举行。北京曾回答说，这很好。尼克松可以亲自来，或者派一位使者来讨论台湾问题。

但是，尼克松没答复。接着就发生了1970年3月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因而得出结论，尼克松说话是不算数的。】

“谈判的门还开着吗？”我问道。

“门是开着的，但是要看美国是否认真对待台湾问题而定。”他补充说，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枝节问题”。

这一段正式谈话，到此结束。从其他的评论中，我明显地感到，中国人把尼克松的“和平倡议”看作是一种策略。他们密切注视着的不仅是尼克松在东南亚的前进“防御阵地”的行动，以及通过损害中国来开始同俄国进行交易的可能性。

总理谈得很随便，因此常常弄不清楚记者访问到哪里结束，而当时不能公开发表的谈话又是从哪里开始。我把根据我的笔记写成的一份很长的电讯稿提请校正。一个星期后，校正稿送回来了。正式的译文删去了上面那些加着重点（加重号以【】代替－－编者）的话。就在那个星期，叶海亚·汗总统从巴基斯坦来到中国。正如现在众所周知的，他带来了尼克松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正式提出他访问北京的问题，在此之前，授权一位使者(亨利·基辛格先生)先去北京“讨论台湾问题”。

几星期后，我从毛主席那里获悉，尼克松的使者可能即将前来。

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类消息呢？我想起了1936年当我秘密地进入和离开中国西北部的红色根据地时，我获得了这样的消息，即蒋介石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已经同红军达成秘密的协议，决定同他们合作以迫使他的上司结束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那时我为什么竟能获得这样的消息，总也是大有道理的吧。